路遥虽然是离我很近的乡党（我们的老家只相距几十公里），但与他的真正交往却是在1991年3月，即他的《平凡的世界》获得中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新华社发表这条消息的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直接给我电话，希望我们能拍一条反映路遥深入生活的三分钟的新闻，尽快给他们传过去。我派新闻部记者林焰与路遥联系，路遥决定吧拍摄现场放在柳青长期生活过的长安县黄甫村。第二天一早，我们先驱车到省作协大院，接上了路遥，然后一块儿去黄甫村。一路上，路遥话虽不多，却显得很激动。快到黄甫村时，路遥让我们先把车开到黄甫源上的柳青墓旁。

阳春三月，柳青墓周围的麦田里，已是一片葱绿，尽管不是扫墓时间，但在柳青的陵墓上，仍有几垫用土块压着的香火纸，显得十分醒目。路遥下车后，先是恭敬虔诚地向柳青墓三鞠躬，然后绕着墓走了一圈。他仰望蓝天，环顾四周，嘴里像是在念叨着什么，好一阵子，才跟我们一块儿离去。

后来路遥告诉我说，柳青是中国当代老一辈作家中，他最敬爱的几位导师之一，柳青生前不仅给了他许多直接教诲，而且通过他的作品（路遥七读《创业史》）和为人，帮助他提升了作为一个作家必备的精神素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作品是对柳青等导师的一份恩报，一份答卷。这时，我好像明白了他为什么要选择黄甫村这个拍摄现场，也似乎听懂了那天他念叨了些什么……

现场拍摄足足用了三个小时，回到西安后，已是下午四点多了。路遥执意让我们到他家坐坐。他先给我们递上香烟，端来苹果，接着要给我们倒茶水，不料家里两个热水瓶竟没一点水。路遥显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按他的说法他还不会用那个当时已很先进的液化气点火烧水。我们都劝他不要太张罗，只要有烟抽有水果吃大伙好好聊聊就太好了。

话匣子一开，路遥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从他最初决定写这部“规模很大的书”，到中间的一段动摇；再谈到去故乡毛乌素大沙漠的最后“誓师”，以及近三年的准备工作。不过谈的最多的还是他在铜川陈家山煤矿那段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苦创作日子。当他谈到再回到作协大院就是当时我们坐的这间而被他称作“黑暗的牢房”，写完第二部时，他感到浑身再也没一点儿劲了，只有腿膝还稍有点儿力量，便只好跪着去收拾那散落在地板上的稿页和材料，最后自己竟好长时间站不起来时，他双眼湿润了。我们也听得很感动，不知该怎样安慰他才好。

沉默了好一阵子，路遥又谈起了导师柳青对他的谆谆教诲，还拿出修改过的底稿让我们看，说那些是受柳青影响然后才这样改的……六点多了，林达（路遥爱人）下班回来，急急忙忙先给我们烧了开水，然后要留我们吃饭。我们说啥也不能再麻烦他们了。路遥一看留不住，便在他的书架上翻来翻去，要找出两套《平凡的世界》送给我们。可是不管他怎样翻，也没找到一套。路遥再次显得不好意思。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人生》，本来要写“梁荫兄雅正”，我说这书得好好珍藏，他便工工整整地写上十一个大字：“梁荫兄惠存，路遥、九一年春”，然后不无欠意地说：以后一定想办法补上。

十几天后，我去省文化厅厅长霍绍亮办公室，刚好路遥也在。路遥第一句话就是：出版社还没把书给他寄来，他想办法在书店买一套送我。霍厅长笑着说：“这你就不要管了，梁荫会有办法搞到的。”果然，一周后，一位书店的朋友给我拿来一套，当时因为忙，没顾得及让路遥签名，不料，竟成了一件终身憾事。

以后，我们的接触已很频繁，或是我去他家里，或是在社会上的一些活动中，我们不约而同地去了。每次见面，俩人总要大谈儿时在陕北的一些情况，好不投机。那时候，我也想写一部反映陕北生活的小说，并多次和路遥谈起过其中的一些素材和细节，想得到他的指点，不料不到一年，他竟英年早逝。

现在，路遥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两部经典之作———《平凡的世界》、《人生》，将像珍贵的文物那样，永留人间，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