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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怪杰辜鸿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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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积

    一九二一年,英国名作家毛姆游历中国时特地慕名求见辜鸿铭,想一睹尊容,请他讲解《春秋大义》。为此特地托一位英国洋行的同胞说情,等了几天也未见回音。去问怎么回事,同胞说,他写了一张条子,让辜氏前来拜见,不知为什么一直未见辜氏影子。毛姆一听才知事情被弄糟了,于是亲笔拟了一封短简,恭恭敬敬地表达仰慕之意,求赐一见,辜氏这才答应与他见面。
 

    辜鸿铭为什么令外国人如此着迷呢?
 

    辜鸿铭(1857-1928),原籍福建同安,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名汤生(TOMSON),又号立诚,别署汉滨读易者、读易老人。晚年自称东西南北老人。曾祖为当地华侨首领,父辜紫云,在槟榔屿为英商布朗经营橡胶园,母为欧洲人。因从小聪明伶俐,被布朗收为养子。一八六九年,十三岁时,辜氏随养父布朗赴欧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后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为中国完成全部英式教育第一位留学生。辜氏先后留学欧洲十一年,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哲学等,精通英、德、法、拉丁、希腊等多种语言,这在早期留学生中也十分罕见。

 

    一八八O年,辜鸿铭学成返回槟榔屿,在新加坡当地殖民地政府任职。一八八二年,在新加坡偶晤维新派人物马建忠,一席长谈后辜氏思想发生极大转变。自称“三日倾谈”“使我再一次变成一个中国人”。从此开始从西学转向中国文化。一八八五年,辜氏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幕僚,先后近二十年,从此迷上传统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
 

    一九一五年四月,蔡元培聘请辜鸿铭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英国文学。这个时期正是辜氏在西方文化界如日中天的时期。一九一六年,《春秋大义》德译本出版,在德国掀起一股“辜鸿铭热”,丹麦著名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辜鸿铭论》中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从来还没有一个中国人被西方如此认可,并得到这样高度评价。就连李大钊也在一九一八年撰文称“中国二千五百余年文化所钟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二十世纪之世界”。这一时期的辜鸿铭可以说达到了他声名的顶点,真正是炙手可热,所以辜鸿铭的狂与怪也就不足为奇了。
 

    辜鸿铭出名,不仅因为他的学贯中西,也不仅因为他能操一口流利的外语,还因为他奇特的外貌和许多特立独行的做法。谈到这位学界怪杰,周作人曾这样描写道:“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的是,就连他的包车车夫,也是一个拖带大辫子的汉子,正好与主人形成一对,成为北大门前的一道风景。当年还是北大学子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

 

 

    关于辜鸿铭在北大授课的风采,最有发言权的,当数他的亲炙弟子罗家伦。“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辜氏英文很好,由于从小未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文反倒不尽如人意,不仅译文有时显得生硬,板书也常常出错,“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以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罗家伦)
 

    辜鸿铭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眼中能看得上的人寥寥无几,蔡元培算得上是其中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蔡元培请他到北大的,所以他对蔡元培一向十分维护,甚至到了可笑的地步。五四运动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蔡被迫辞去北大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辜鸿铭也走上讲台表示挽留之意,讲话时突然来一句:“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他的用意很明白,但把蔡元培比作皇帝的说法在当时却很不合时宜,若是换了别人,早挨了众人一顿批,但因为他是辜鸿铭,而且又是为了表达挽留蔡元培的好意,所以也就没人与他计较了,反倒哄笑起来。
 

    接受传统文化熏陶后,辜氏思想渐渐趋于保守,甚至对旧的封建文化十分迷恋,但在具体表现上又特立独行。
 

    “辛亥年清廷逊位后,有一批遗臣,组织一集体名曰‘宗社党’,辜鸿铭亦为此中一分子。时宣统仍拥有皇帝名义,曾下诏诸遗老剪去发辫,遗老们都奉诏,但辜的辫子却留下不剪。中国在男人蓄辫时期,也有十分漂亮的辫子,那是长在青少年头上的,头发很长很多而黑润,但辜鸿铭的头发却稀少而短,半黄半黑,结成发辫,其细如指,都在后脑勺上,弯弯曲曲,十分怪异。他却毫不以为怪,昂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间,遗老们遵命剪发后,全世界只有一条男辫子保留在辜鸿铭的头上,因此便使这一条发辫成为辜鸿铭的特别标志了。”(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
 

    辜鸿铭虽行事怪诞,却有自己的原则。袁世凯时代,“安福部当权时,颁布一个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的参议员是须由一种中央通儒院票选的,凡国立大学教授,凡在国外大学得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许多留学生有学士硕士博士文凭的,都有人来兜买。”(胡适《记辜鸿铭》)一位姓陈的来运动辜投他一票,辜说,别人票二百元一张,他的至少要五百元一张。对方还价三百,最后双方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陈某把四百元和选举入场证都带来了,再三叮嘱辜氏第二天务必到场。“等他走了,我立刻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元钱全报效在一个姑娘——你们都知道,她的名字叫一枝花——的身上了。两天工夫,钱花光了,我才回北京来。”(胡适《记辜鸿铭》)后来,那人赶到辜家大骂他无信义,辜拿起棍子,大骂道:“你瞎了眼睛,敢拿钱来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门来!”(胡适《记辜鸿铭》)这是辜亲口对胡适讲的故事,可信度非常高,记在胡适的文章中,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辜氏对洋人态度也反映了他性格的复杂性。也许因为在西方太久的缘故,对西方人的人性中的丑恶的一面了解越深,越鄙视那些妄自尊大的洋人,这一点也与那些崇洋者大相径庭。在北大时期,他最看不惯那些自以为是的洋教授,甚至公开表示他的轻蔑。他“戴着一副大墨晶眼镜,宽袍大袖,昂然坐在沙发内,谁也不理睬。他对于外国教授,特别是教文科的教授,分外不客气”。(周君亮《追忆怪才辜鸿铭》)一次一位外国教授看到他一条小辫子,十分好奇,便好奇地向校役打听。辜问清他是教文学的,故意改用拉丁语与他谈话,对方马上接不下去,辜得意地说:“你教西洋文学,如何拉丁文如此隔膜?”洋教授大窘,才知道此人是鼎鼎大名的辜鸿铭。
 

    林语堂还讲过一个故事:“鸿铭好出人意外,向来看不起英人之傲慢。曾在北京真光电影院,前座有一外人,鸿铭出其不意,拿他手里的烟斗,向前面秃发一敲。外人不知所以,鸿铭只拿烟斗向他要火,外人忙乖乖地听命。”(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序》)
 

    对外国那些品行不好的少年,他也毫不客气。有一次,辜氏在上海乘电车,忽遇两个英俊的洋场少年,见他这样土相,西洋少年故意用英文讪笑他,辜听了十分恼火,立刻用极流利的英文骂了过来,两少年大吃一惊。洋少年改用法文,辜又用流利的法文把对方狠狠骂了一通。两人无地自容,狼狈而逃。
 

    辜对洋人的反感,是有自己的原因的。“虽然辜鸿铭在苏格兰受过外国教育,有许多外国朋友,但他并不喜欢西方人。在革命之后,他更加不喜欢他们。因为他把革命归因于西方的影响。他憎恨把那种同中国精神相对立的民主理想介绍到中国。他写道:‘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是从英国和美国输入中国的。它引起革命和现在民国这场恶梦。’现在,这种崇拜暴乱的教义‘正在威胁和毁灭当今世界文明中最有价值的财富’——真正中国精神。他还认为,如果不立即放弃这种暴乱崇拜,它‘不仅会毁灭欧洲文明,而且会毁灭世界文明’。”(庄士敦《废帝溥仪召见辜鸿铭》)

 

    辜氏既放浪形骸又十分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学生男女同校上课的事。有一年,辜主讲北大英文课时,当时男女刚刚实行同学,他忽见座位中有女生,大异,有人告以是新招女生。他怀疑别人听不懂,当女生读给他听后,他仍以音不对把人赶出教室。下课,辜即找到蔡元培,说“教室中忽发现女性,男女授受不亲,请辞去教职”。一时传为笑柄。(事见王森然《辜鸿铭先生评传》)
 

    辜氏性格中除了狂、怪,还有十分幽默的一面。
 

    “有一次,鸿铭应外国友人的宴饮,来宾中只有他是华人,于是大家便推他坐首席。坐定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答以:‘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竞争一番,俟胜败决定,然后坐定,才能动筷子了。’他这妙论一出,引得坐客捧腹不已。”(陈彰《一代奇才辜鸿铭》)
 

    一九二七年秋,辜鸿铭自日本返回北京,担任张作霖顾问,不久被拟定为山东大学校长。可惜未能上任,即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病逝。

编辑:沐木  小熊